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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明哲學傢，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生於1483年(明憲宗成化十九年)，卒於1541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他世占灶籍，傢境貧寒，經過十幾年的刻苦自學，由一個識字不多的灶丁成為著名的泰州學派的開山祖，成為我國早期啟蒙思潮的先驅。他的“淮南格物說”、“百姓日用即道”等思想招引瞭大批弟子，深受廣大平民百姓的喜好和信服，在那個時候起到瞭“掀翻天地”的震撼作用，其中“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更為突出地展現瞭他的學說的進步性和人民性，並且對於我們當前思想理論的創立、宣傳亦有較好的借鑒作用和較強的現實意義。
王艮生長的時代也即明朝中後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制度開始走向衰落、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有瞭較快發展的時期。其時，江南、東南沿海等地區一步步顯現瞭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長江的北邊、淮河流域一批各具經濟特色的城市及其商業也相當繁榮，如“淮陰之糧、維揚之鹽、臨清濟寧之貨、徐州之東贏”。（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統治階級卻日趨腐敗，日益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壓迫，貪婪搜括，中飽私囊，過著揮霍無度驕奢淫逸的活法。據《明武宗正德實錄》記錄載入，明武宗的婚禮用掉黃金八千五百二十兩，白銀五十二萬三千八百四十兩，而那個時候的收益除米麥等實物外，所得銀兩僅一百五十餘萬兩。明武宗在宮內揮霍淫樂猶嫌不足，還到處搶掠婦女、財物，“近淮三四百裡無得免者”（二）就連王艮的傢鄉安豐場也被供應遊獵用的鷹犬。以封建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的腐敗搞得民不聊生，人民群眾反抗和起義連綿不斷， 武宗正德四年，“兩廣、江西、湖廣、陜西、四川並盜起”，正德六年“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盜賊殺官吏，山東尤甚，至破九十餘城，道路梗絕”（三）。尤其是正德五年，河北爆發的劉6。劉七為首的農民起義最為浩大，他們樹起“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的大旗，王艮的傢鄉一帶，通州、泰州、如皋等濱江之地和淮南鹽場皆受作用與影響。
恩格斯說過，任何一種新的學說，“它的源泉深藏在經濟事實之中”。（四）明代中期以來，因為經濟發生瞭很多變化，必然使得人們不斷地思考研究這幾個新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探求解決這幾個社會問題的方式方法，於是，一些新的思想看法和新的學派也就應時而生瞭。明代中期以前，程朱理學對麻痹人民的思想，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有著一定的效果，一直被統治階級所推崇並被欽定為官方哲學，在思想范疇占據最高統治地位。不過伴隨著社會危機危難的加深，人們對它產生瞭懷疑和動搖，開始創立適應社會形勢變化，能夠起到好作用的鞏固封建統治的新的思想學說，在此過程中，顯現瞭由陳獻章開其端，王守仁總其成的心學，並在思想上一步步取代程朱理學居於主要地位。王艮亦即在這個時期，用其自己一身的經歷和所處的地位不斷對社會問題剖析、研究、單獨思考，並且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瞭其師王守仁思想的作用與影響，一步步形成瞭自已的一套思想學說，創立瞭極具平民色彩的泰州學派，其中尤其是以“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最為突出。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形成與他自己的出身、所處的社會地位以及對一般民眾富有同情心息息相關。王艮因為出身於灶戶之傢，爸爸是灶丁，本人是“亭子”，其出身和社會地位相當卑微，甚至比一般平民還要低下。據《明會典》記錄載入：“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縣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論遠近，俱發本省鹽場缺人鍋下，按照年分煎鹽，抵辦逃亡之灶丁課額”，“嘉靖十三年，題準今後有司，但有灶戶告理歸民，務要查冊審實呈請撫按詳允，不許擅自更張”。可見，在那個時候王艮的傢庭社會地位是很低的，幾近於囚徒。王艮傢世代煮鹽，傢境又較貧寒，《年譜》載：王艮七歲“受書鄉塾”，“十一歲，貧不能學，辭塾師，就理傢政”，這幾個都使得王艮能夠深諳江湖上貧苦百姓之疾苦，並產生維護民眾利益、拯救民眾於水火的動機。王艮的這一願望在他後來所作的《鰍鱔賦》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此賦中，王艮自比鰍，以萬民比“復壓纏繞奄奄一息”的鱔，他不願自樂於江河，而是要拯救缸中之鱔，先使其轉身通氣而有生機，緊接著使其出缸同歸於長江大海。王艮因為懷有此抱負，決定瞭他要走的決不是科舉入仕做官吏兼做學者這條一般士子所走的道 路，而是以《大學》、《論語》、《孝經》這幾個儒傢啟蒙讀物獲得的知識與自已在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的體驗相結合，走一條以道化俗的道路，這是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理論產生的現實基礎。
王艮之因此能獨創“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緣故就是他具有不拘泥傳註、不因循師說的單獨思考精神和敢於否定封建統治階級的聖經賢傳的“叛逆”性格。王艮於正德十五年開始師從王守仁，在他從學的過程中，他“時時不滿其師說”（五）“常常駕師說之上”（六）。他不僅堅持自已的“淮南格物”說，而且還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安身立本”說等和王守仁不同的新看法。耿定向撰《王心齋傳》說：“同裡人商販東魯，問經孔林，先生入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歸取論語教經誦習。至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為孔子高等弟子，曰：‘此孔門作聖功，非徒令人口耳也。’為笏書‘四勿’語，聽夕手持而躬踐之。……久之，行純心明，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慨世學迷蔽於章句，思國學為天下首善地……?由此可看出，王艮不僅反對守舊的章句，而且大膽地摒棄和對抗服務於統治階級的聖經賢傳。王艮正所謂因為具有如此的“叛逆”性格才提出諸如“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百姓日用條理處其實就是聖人之條理處”等“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看法。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提出根源於他的“萬物一體”和“體用一原”的一元論世界觀，是他對於良知觀點的一個自然結果。王艮認為“世間萬物為一體”、個人與世間萬物“同體”，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一元論的傾向性。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體用一原”、“有是體即有是用”的看法，如：“或言老佛得吾儒之體。先生日，體用一原。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老佛之用，則自是老佛之體也”、“體用不一，隻是工夫生”（七）。依據“萬物一體”和“體用一原”的world世界觀，王艮強調人的主體性，認為人可以“主宰天地，斡旋造化”（八），“體用一原”與勞動人民的“天性之體”結合著的就必然有勞動人民的“百姓日用”。另外王艮對於“良知”提出瞭本人的一些觀點，他覺得良知自然現成，它不但是一種存在，而且更是一種活動即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等系列活動，它有體有用，其體即性、道、中，其用是思、是覺。良知本體在內容上是天理，在表現形式上是自然、自在，良知是這兩個方面的統一。王艮與其弟子有如此一段問答明確顯示瞭這個意思：或問：“天理良知之學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天理者良知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因此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為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九）聖賢與百姓的不同，就在於聖人自覺此良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待先覺教化，緊接著才知之。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是他對於良知以上觀點的一個自然結果。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是王艮所有思想學說中較為進步的一個命題，也是他40歲以後講學的中心問題，這一思想後來又被王艮的後傳弟子們進一步加以繼承並發揚光大，成為享譽中外的著名論斷。據《年譜》記錄載入：“四十二歲…多指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學。大意謂百姓日用條理處其實就是聖人條理處；”“四16歲……集同門講於書院。先生言百姓日用即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僮什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是順帝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一時學者有省”；“四十九歲。是年，四方從遊日眾，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甚悉”；“五十一歲…先生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但是欲人皆知皆行，其實就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卻但是一節之善。”由這幾個記錄載入我們不難看出，王艮非常致力於“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宣講，他提出求和學聖人之道不應依靠書本經傳，應到百姓日用中去，並且王艮還這樣想學的方式方法也是簡易直捷，自自然然，做到樂學。他說：“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十）。王艮提出來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是泰州學派的中心看法之一，經過歷代後傳弟子的努力又不斷得以發揚光大，其中尤其是以羅汝芳，李贄貢獻最大，李贄以平時生活作為理論探討的對象，把平時生活從修道的工具地位提高到必須加以註重和重視的本體地位，將穿衣吃飯視作為人倫物理，這是對傳統儒學的超越，也是對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發展，他說：“穿衣吃飯，其實就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同者也”（11）。
二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是他最富有創造性的思想理論之一，這一表述固然較為樸素平實，但其內涵卻非常豐富。依據對他的一些著作及語錄的認真剖析，這一思想主要展現為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百姓日用即道”中的“道”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存在於“百姓日用”之中。“道”在我國是一個比較古老的范圍，人們習慣於把道視為比較神秘的東西，並且普通人也感到是無法把握和理解。對於“道”我國不少思想學術流派都曾作過一定的表述，如《周易•系辭上》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裡把“道”解釋為先於世間萬物的精神本原，是高高在上的抽象的不可捉摸的，普通老百姓是沒有可能知道的，隻有“聖人”能夠認識它、掌握它。宋明理學傢則多把“道”相當於天理，認為“道”和“理”是異名同實的，“理”是永恒存在並且擁有神性。程頤曾這樣說過：“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12)。程顥說：“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13)他們虛構瞭一個符合封建特權法律可以自由地支配萬物、普照萬物的“天理”，並要求各階級安命地“盡分”，亦即“窮理盡性”。二程公開宣佈：“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14）。程顥甚至說“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15），朱熹則將“理”看成是最高的毫無具體內涵的抽象，是先於物質存在的，是產生萬物的神秘的源泉。王艮的老師王守仁則以“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所有的都是從“心”派生出來的world世界觀為出發點，提出“道”即“心”，要求“道”須“不假外求”、“向內用力。”他這樣說過：“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諸君要實現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16）王艮一反古時候經典的傳統，同時也否定瞭其師的認識，認為“道”不是先天存在，亦不是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的神秘的東西，它就存在於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平時生活中，也是人們從平時生活中能感悟到的，如此便把“道”由抽象的變為具體的，把“道”從天上拉回人間，並付與“道”以“百姓日用”的新內容。他說：“愚夫愚婦與智能知能行便是道”，“百姓日用條理處，其實就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會失，百姓不知便會失瞭”（17）。此處的百姓就是與僮仆一類的“愚夫愚婦”，“百姓日用”就是指包括吃飯、穿衣等在內的平時生活和欲望要求。王艮對“道”的規定，將“道”由無形無象成為瞭生動活潑、不可捉摸成為瞭隨時可及、極端的神秘成為瞭日常瑣事。這正如唯名論發展的最初階段都爾的貝倫伽裡所總結出的結論一樣，他覺得在教堂的聖餐儀式中人們所吃的是面包，喝的是酒，而不是像教會所說的是“主的身體和血”。貝倫伽裡認為如象教會所說的話即便基督的身體大如巨塔，也早就被吃得一幹二凈瞭。貝倫伽裡把聖餐從“主的身體和血”的欺騙還原為面包和酒，猶之王艮把道學傢所宣揚的高不可攀的神秘的道從天上拉回人間，還原為百姓的穿衣吃飯、還原為饑來吃飯困來眠一樣。
2。“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的“道”是自然現成，不需思索和矯飾。王艮從其“世間萬物為一體”、“體用一原”的world世界觀出發，認為人性之“體”就是天性之“體”、“良知之體”，而天性之“體”又相當於自然，百姓日用那麼是“體用一原”和勞動人民“天體之性”的結合，於是，存在於“百姓日用”當中的“道”與萬物中的“理”是一致的，它是指人的日常行為因為數次重復而形成的一套最合理、最簡易、最省力的反應模式，這種模式因熟化而忘卻具體的反應過程，並常常與天體之性一樣不假安排，不需思索，自然現成而又合乎規律，如一有思索安排，便是轉念，便是擬議，便不自然。他說過：“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則通已。…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怎樣，便是人欲（此處的“人欲”就是指人為）”，“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18）。鄒德涵語錄中有如此一段話比較全面形象地說明瞭這個意思：往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雲：“怎樣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仆，即應；命令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後問，先生曰：“才此仆未嘗先有期我呼他之心，我一呼之便應，這就是‘無思而無不通’”。是友曰：“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瞭”。先生曰：“卻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著瞭，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聞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就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卻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19）。童子捧茶，一呼即應，毫不猶豫，前不擬議，後不滯留，這正所謂其良知現成自在當下順適處。農夫耕田，其妻送飯，食畢將盛飯之器還於其妻，其妻還傢，這幾個都是自然現成，不用安排的，存在於“百姓日用”當中的“道”就是這種現現成成，自自然然，不用思索和矯飾的東西。
3。“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以百姓是否“能知能行”作為判斷“正道”與“異端”的標準。從古至今，封建統治階級以及為其服務的思想傢總是把符合封建傳統觀念、能夠起到好作用的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思想學說稱為“聖人之道”也即“正道”，而把那些與封建傳統觀念背道而馳、能夠起到好作用的維護百姓利益的思想主張稱為“異端”、“邪說”。封建統治者不但對人民群眾實行經濟上的剝削、上的壓迫，並且在思想上對群眾實行愚昧條文，將社會成員分為上、中、下等，而群眾多數都被看成是“下人”、“賤人”，群眾的欲望，求活著的行為則被斥之為萬惡的“人欲”，而“道”隻是聖人、賢人和君子的行為。王艮英勇地突破“天道”的束縛，把有關“正道”與“異端”的傳統觀念顛倒過來，提高瞭“百姓”的地位。他覺得聖人之事就是百姓日用之事，聖人之道就是百姓穿衣吃飯，他說：“聖人經世隻是傢常事”、“百姓日用條理處其實就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20）。這總之，離開百姓日用，離開“傢常事”則無道可言，符合百姓日用的就是道，凡不符合百姓日用的，專門研究天道性命等形而上范疇、不貼近百姓平時生活的就是異端。另據《年譜》記錄載入：五十七歲…先生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但是欲人皆知皆行，其實就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由此可以看出，王艮將判斷是“正道”或“聖人之道”還是“異端”的標準確定為是否符合百姓平時生活需要，百姓是否“能知能行”。據此王艮認為“百姓日用之道”也即人民群眾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等系列活動，是最平常的，沒有啥高深、玄妙、奇特，一切“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人民群眾天天皆在實踐著它，這便是“正道”，反過來，那些經書上的教條，那些“形而上”的玄而又玄的東西，人民群眾對它們不能知不可行的，就是“異端”。
4。“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包含瞭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對何謂道、怎樣求道、衡量道的標準是什麼等問題作出瞭較為明確的回答，他對如此問題的認識都堅持瞭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王艮認為，“百姓日用即道”中的“道”即真理，它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心中，而是存在於百姓日用之中也即存在於客觀事物中，如果想獲得“道”，就應到“百姓日用”中去學習，去探求，亦即要深入到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實踐活動中去。他有如此一首詩展現瞭這種思想，“瑞氣騰騰寶韞山，如求珍寶必登山，”（21）這首詩強調的就是要獲得知識，取得“珍寶”，必須親自實踐，攀登高山，才能如願以償。王艮不但主張從“百姓日用”之中獲得知識和真理，而且也非常註重和重視從學習中獲得真理性的認識，這與其師王守仁的“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德性之良知，莫因為見聞”、“良知之外，別無知矣”等那種唯心主義先驗論是根本不同的。他說：“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孔子之時中，全在韋編三絕”、“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22），依據王艮對怎樣獲取“道”即真理的認識可看出，他既註重和重視親身去實踐，去體驗，並且也很註重和重視通過學習獲得真知，這便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具體展現。在關於怎樣獲取“道”的問題上是如此，在衡量道的標準問題上，他也堅持的是唯物主義認識論，他說：“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是異者皆為異端”、“百姓日用條理處，其實就是聖人之條理處。”（23）這總之，凡符合百姓日用的就是道，就是真理，凡不符合百姓日用的就不是道，這種以是否符合“百姓日用”作為衡量道的標準，也即以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活法和生產實踐活動作為衡量真理的標準，正所謂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
三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把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活動等傢常事作為“聖人之道”，展現瞭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對封建傳統思想理論和封建統治階級是一次很大的沖破和沖擊，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和人民性，並能得到勞苦大眾群眾的信服和擁護。
1。“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較為正確地揭示瞭“道”的來歷起源。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貫穿始終的是認為“道”也即我們此刻講的真理源出勞動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等實踐活動，這在那個時候乃至整個封建社會都是瞭不起的，並且擁有進步性和人民性。《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語錄》中有如此一段記錄載入：“或問‘中’。先生曰：此僮仆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雲，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中”也稱“中庸”、“中道”、“中和”，指處理事情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的態度，它是儒傢所崇拜的倫理思想，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人修為的最高境界，一旦達到這個境界，就會產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神秘效果。王艮認為，“中”也即“道”的內容，不該是儒傢的倫理綱常，而是“僮仆之往來”、“愚夫愚婦能知能行”的“日用之學”，也即勞動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等系列活動，假如不是，則“縱說的真，卻但是是一節之善，算不得聖人之道”，隻可以算是“異端”，而這幾個“百姓日用之學”又是最平常的，是勞動人民天天實踐的，沒有啥神秘之處。王艮將勞動人民的“傢常事”作為聖人之道，相反卻把“正宗”的所謂聖人之道看成是“異端”，較為正確地揭示瞭“道”的來歷起源，所以也就能深得人民的擁護，有人叫作“如日月復明，而星辰復璨”，是“日用中之佈帛粟菽”（二十四）除此以外它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瞭那個時候隨著資本至主義萌芽而產生的小市民階級要求個性解放，要求消除社會不平等的強烈願望，能夠起到好作用的提高老百姓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從思想認識發展的角度看，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對“道”的來歷起源的認識，展現瞭社會意識依賴於客觀物質世界的唯物主義傾向，由此在人類思想認識史上又具有一定的進步性。
2。“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代表著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利益，能夠起到好作用的維護人民的權利。王艮出身於社會地位低下的灶丁之傢，對下層勞動人民懷有深邃感情，其所創的“愚夫愚婦能知能行”的“百姓日用之學”之因此能在下層社會獲得廣泛傳播和弘揚，就是由於它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並並有利於維護和實現人民的生存等權利。王艮有一首詩專門歌頌“下”，說所有的都從下層來，詩雲：“世人不肯居斯‘下’，誰知‘下’裡乾坤大，萬派俱從海‘下’來，天大還包在地‘下’”（25）在王艮看來，“百姓日用”也即包括穿衣吃飯等在內的人民平時生活需要是人的起碼的生存權利，而在那個時候，那些處於被剝削被壓迫地位的窮苦百姓這幾個人最起碼的權利都不容易得到滿足，王艮所以在他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明確提出隻有使人民吃飽穿暖，擺脫貧困的思想學說才是名符其實的學問和聖人之道。他說：“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6）由這段話我們不難看出，王艮非常同情那些遭受壓迫和剝削的勞動人民，爭取維護人民的生存權利。除瞭這些以外，王艮還極力宣揚勞動人民的本然“利欲”，修正其師王守仁的良知說，將“致良知”變成“良知致”，將“良知”視為百姓的“日用此刻”，使王守仁的良知說從封建的教條成為瞭人民的欲望。《年譜》記錄載入瞭如此的一個情況：“南野公（歐陽德，王守仁的學生）嘗講‘致良知’，先生（王艮）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以日用見在，指點良知”。因為王艮講的是百姓本人的平時生活之道，貼近他們的實際，能夠起到好作用的維護他們的權利，因而老百姓都願聽，並且心悅誠服。《王心齋先生別傳》載：“先生每講學，開明人心，侃侃辯惑其迷，務令人自得而後已。傢庭鄰裡之間，皆愛慕其至誠而樂與之親，言行無不信悅”。《王心齋先生遺集》卷四《徐玉鑾府志先生傳》中亦有如此的說法：“先生益自信…所至與人講論道學，…鄉人始而駭，漸而信，久而浸與俱化焉。”由此可以看出，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瞭下層人民的利益、願望和要求，因而深受人民歡迎和擁護。
3。“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敢於否定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聖經賢傳。王艮用其來自人民的思想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將“道”與百姓平時生活緊密相連，而對那些不貼近百姓現實生活卻為封建統治階級首肯的聖經賢傳給予否定。他之因此能這樣，這雖然與他的出身、社會經歷有關，但更主要的是他能密切關註人民群眾的疾苦尤其是能與下層勞動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對封建統治階級預示強烈的不滿和痛恨，勇於背棄、否定封建守舊的聖經賢傳和道德禮教。打比方說：王艮在看見因為封建統治階級剝削的加重，百姓無田可耕、衣食不足、流離失所，剝削階級卻過著花天酒地、腐朽靡爛、任意揮霍的活法時，提出“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亦不可得也”（27）。這對程朱理學鼓吹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封建道德是一次有力的反對和批判。在針對被統治階級能不能幹涉國傢大事即“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問題上，王艮與其師展開瞭一次辨論，“遂言及天下事。夫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王艮)曰：‘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夫子曰：‘舜耕歷山，忻然樂而忘天下’。先生曰：‘那個時候有堯在上’。夫子曰：‘足見所學’。出，夫子謂弟子曰：‘吾擒取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28)王守仁認為被統治者不能幹涉國傢大事，隻能忘天下，遵循瞭“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傳統正宗思想，而王艮卻認為有堯在上，草莽匹夫才可以樂而忘天下，要不然就“未能一日而忘天下”，這就要求被統治者要幹涉天下國傢大事，“致君民於堯舜”，後來他甚至還提出推翻腐朽政權的思想，《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語錄》中有如此一句話表達瞭這一想法，“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王艮不僅摒棄聖經賢傳，獨創“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而且他還堅決拒絕在封建社會桀紂之君的統治階級行列裡做官，丟棄通常來講士子所走的科舉入仕做官兼做學者的道路，並要求他的五個兒子及其弟子以“不仕”、“解官”為篤於信道，為有志，他的後學顏鈞、何心隱、李贄因為反對封建專制統治都曾遭受殘酷的迫害。
4。“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展現瞭拯救萬民於水火的良好願望，能夠起到好作用的促進社會的發展。王艮生活的年代正所謂明朝中葉以後，這時整個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之中，正如他在《王道論》裡所說的：“今天下田制不定，而遊民眾多，制用無節而習俗奢糜。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王艮因為長期生活在平民之中，瞭解一下層勞動人民的疾苦，目睹明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黑暗腐敗，勞苦大眾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民怨沸騰，所以他立志為民立命改造封建專制社會，拯救萬民於水火。據《年譜》記錄載入：“二十九歲，先生(王艮)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獨奮臂托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佈如故，萬人歡呼拜謝。
20二十四年出嫁上等吉日是哪天?
20二十四年1月出嫁吉日，二_二二年一月份嫁娶吉日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5日星期三，陰歷辛醜年臘月三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14日星期五，陰歷辛醜年臘月十二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16日星期日，陰歷辛醜年臘月十四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17日星期一，陰歷辛醜年臘月十五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19日星期三，陰歷辛醜年臘月十七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21日星期五，陰歷辛醜年臘月十九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22日星期六，陰歷辛醜年臘月二十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26日星期三，陰歷辛醜年臘月24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28日星期五，陰歷辛醜年臘月二十六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29日星期六，陰歷辛醜年臘月二十七號
公歷20二十四年1月31日星期一，陰歷辛醜年臘月二十九號
20二十四年2月出嫁吉日，二_二二年二月份嫁娶吉日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2日星期三，陰歷壬寅年元月二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4日星期五，陰歷壬寅年元月四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7日星期一，陰歷壬寅年元月七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11日星期五，陰歷壬寅年元月十一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13日星期日，陰歷壬寅年元月十三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19日星期六，陰歷壬寅年元月十九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20日星期日，陰歷壬寅年元月二十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23日星期三，陰歷壬寅年元月二十三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28日星期一，陰歷壬寅年元月二十八號 20二十四年2月出嫁吉日，二_二二年二月份嫁娶吉日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2日星期三，陰歷壬寅年元月二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4日星期五，陰歷壬寅年元月四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7日星期一，陰歷壬寅年元月七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11日星期五，陰歷壬寅年元月十一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13日星期日，陰歷壬寅年元月十三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19日星期六，陰歷壬寅年元月十九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20日星期日，陰歷壬寅年元月二十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23日星期三，陰歷壬寅年元月二十三號
公歷20二十四年2月28日星期一，陰歷壬寅年元月二十八號
20二十四年4月出嫁吉日，二_二二年四月份嫁娶吉日
公歷20二十四年4月1日星期五，陰歷壬寅年三月一號
公歷20二十四年4月3日星期日，陰歷壬寅年三月三號
公歷20二十四年4月7日星期四，陰歷壬寅年三月七號
公歷20二十四年4月9日星期六，陰歷壬寅年三月九號
公歷20二十四年4月14日星期四，陰歷壬寅年三月十四號
公歷20二十四年4月19日星期二，陰歷壬寅年三月十九號
公歷20二十四年4月20日星期三，陰歷壬寅年三月二十號
公歷20二十四年4月23日星期六，陰歷壬寅年三月二十三號
20二十四年出嫁的好運的日子有哪些?
一月 20二十四年1月出嫁吉日共計11天，分別為1日、5日、6日、8日、14日、15日、17日、22日、27、。。
二月 20二十四年2月出嫁吉日共計8天，分別為5日。。。
三月 20二十四年3月出嫁吉日共計8天，分別為5日。。。
一圖看懂20二十四出嫁大日子，10s選出稱心如意出嫁好運的日子20二十四年放假安排10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通知，20二十四年元旦、春節、清明節、勞。。。
下面是20二十四年各個月份適合出嫁的日期的具體呈現表格。婚禮吉日 · 1月適合出嫁的吉日共有10天婚禮吉日 · 2月適合出嫁的吉日共有8天。。。
20二十四年11月23日-20二十四年12月 適合出嫁的吉日共有6天。 2。怎麼挑選最特別適合的婚嫁吉日 挑選最特別適合的婚嫁吉日，婚禮紀小編建議新人將傳統與科學想結合，既能滿足長輩。。。
20二十四年3月9日- 20二十四年是虎年，在虎年出嫁的日子應該好好挑選，借助吉日的運勢與運氣，能夠祝福新人白頭偕老，早生貴子。 20二十四年3月二十四日 陰歷20二十四年二月廿二 星期四 20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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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二十四年陰歷3月16適合出嫁嗎
星座血型無法表現性格及未來的事情，人要受先天爸媽基因和後天因素作用與影響，假如在這上面求取安全感的話那麼的確不可取。
關鍵還是二個人彼此招引，有默契許多事能想到一塊去，喜好興趣有交集，相處融洽快樂，不試試你如何知道不登對呢？
我是摩羯座的，但性格就不沾邊，所以不要這個，有時候娛樂還不錯
陰歷三月黃道吉日哪幾天
陰歷三月黃道吉日有二零二二年三月初二日、二零二二年三月初七日、二零二二年三月初十日、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七日、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九日、二零二二年三月廿二日、二零二二年三月廿六日、二零二二年三月廿九日。
黃道吉日之義
黃道吉日，是我國傳統歷法黃歷中的特有詞匯，指的是諸事皆宜的日子，黃歷以十二神煞中的青龍、天德、玉堂、司命、明堂、金匱稱為六黃道日，又以十二值日中的除、危、定、執、成、開為小黃道日，這黃道六神值日之時，諸事皆宜、不避兇忌，即為黃道吉日。
古代人們根據天體星象運行變化對人類作用與影響的規律制定瞭黃黑道日，從而對國人的用事擇日趨吉避兇提供瞭一定的參考與選擇，這種擇吉文化從古至今已深入中國人的思想，無時無刻的作用與影響著中國人的活法，已經形成瞭一種風俗。